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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哪个中译本最好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无需赘述。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师长教师前后所译《马哥孛罗纪行》较好。因为前者是英和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个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懂得马可波罗书的记录极有赞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纪行》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年夜利的拜内戴拖传授译为意大年夜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师长教师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很多记录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争忠诚所有语句类皆照译 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洁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马可波罗行记》是一个什么人写的？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游记》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游记》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编辑本段]【关于汉满蒙译本】
七种汉文译本是：
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
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
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7，梁生智：《马可·波罗游记》，1998年9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无需赘述。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历史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
现在好的英译本《游记》，当以1938年穆尔（A.C.Moule，一译牟里或慕阿德）与伯希和（P.Pelliot ）合译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为最。此书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可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书。注释本除玉尔·考狄本尚有价值外，则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纪诠释》（Notes on Marco Polo）为精细深刻。伯希和这两部书在国内都人在翻译，但出版尚遥遥无期。我们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两部书能早日问世。
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兹举一例，略作说明。
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
冯承钧译本说：“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陈著（Tchen-tchou）者，身为千户……遂与别一契丹人身为万户称王著（Wang-tchou）者同谋杀之。”（中册第341页）
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
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
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
这个问题，早为中外对马可波罗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指出并解决了。约在1943年前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题为《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马可波罗在此章中所称的Cenchu，应译“千户”，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应译“万户”，不是王著，邵先生认为可能是阿合马的同党崔总管。总之，马可波罗所指的两个主谋人，一个是千户官，一个是万户官，原文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谋人的真名，汉译者由于知道刺杀阿合马的首领是王著，遂先入为主，用威妥玛（T.Wade）译汉音法，把 Vanchu 译为王著，而另一个Cenchu，则《元史》并无其人，只能随意而译了。
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
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行纪》，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
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
马可波罗游记哪个朝代
《马可波罗游记》是元朝。讲述马可波罗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从意大利到达中国，遍游中国各地，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离华。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是中世纪大旅行家。
《马可波罗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对西方世界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在西方，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译文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我国，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此后120余年来，我国已有《马可波罗游记》汉文译本六种，蒙文译本二种，介绍及研究性专册、论文百余种。虽然比起国外研究此书的成就还有一些差距，但也有我们的特色，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添砖加瓦，作出了一定贡献。
《马可·波罗行记》成书于何时？何时传入中国？
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行纪》 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 他的《马可波罗行纪》 、我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世界著名的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人类旅游史上享有盛誉。正是《马可波罗行纪》这样 一部介绍中国文明的奇书，使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深受影响，导致了他开辟由欧洲到美洲航路的壮举。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11月，在他十七岁那年，和他的父亲尼格罗（Nicholo）与叔父玛菲奥（Maffeo）在家乡 启程，在地中海东岸阿迦城登陆后，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东行，经过两河流域、伊朗全境，越帕米尔高原，经过艰辛的行程，于1275年5月到达中国的上都（今 内蒙古多伦县境内），此后又到达大都（今北京）。他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从此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曾奉使云南、江南等地， 游历几遍中国。后因伊利汗国阿鲁浑遣使向元室求婚，他奉命护送公主出嫁，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离开中国，由海路去波斯。完成使命以后，于1295年回 到故乡威尼斯。后来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在中国和东方诸国的见闻，由同狱的比萨人鲁思娣谦（Rusticiano）笔录成书。 但早在19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有人指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有不少遗漏，如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年）在其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就曾指出波罗遗漏了诸如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汉字等足以反映中 国特色的事物。20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其《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一文中，再次提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没有提到中国茶叶和汉字以及他自称任官扬州、贡献投石机协助攻陷襄阳等 说法，或无史料支持或被证明错误，认为人们有理由据此对波罗一家长期居住中国的说法产生怀疑。70年代末以后，更多的英美学者发表了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注意和反驳。辩论双方主要有英美方面的海格尔（John Haeger）、克鲁纳斯（Craig Clunas）以及伍德（Frances Wood），而中国方面则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杨志玖教授为代表性人物。对于怀疑论者的怀疑和否定，杨志玖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的辩驳。他将怀疑者的怀疑论据 归纳为以下四点： 1、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没有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考证的材料。 2、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未曾提及，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 3、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陷襄阳、蒙古王世谱系混乱不清等。 4、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抄来的。 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怀疑论据。怀疑论者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最大质疑就是在整个蒙元时期的历史典籍中，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他的记载，这是耐人寻味 的。一些学者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在中国旅居过，只不过是他的一些故事和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相符而已。 杨志玖教授早年发现在《永乐大典·站赤》 中有关波斯汗王阿鲁浑派遣三位使臣向中国皇帝请求赐婚的记载和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相符合 ，而马可·波罗本人说他就是为了护送公主而离开中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史籍中波斯使臣的名字和游记中马可波罗所记得完全符合。对于这一材料，学术界认为 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和马可·波罗有间接联系的文献。这也就成为了肯定论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成为怀疑论者攻击的挡箭牌。 可是怀疑论者认为可以肯定求婚确有其事，游记所记述的这段故事也是真实的。但是这段史料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因此不能说明他一定参与其事，所以 不能由此引伸出马可·波罗曾经旅居中国。杨志玖教授却认为：“这篇公文（《永乐大典·站赤》）内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此文即 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不会太高贵” 。向达教授也表明了相近的观点。确实元朝来中国的西欧人多如牛毛，中国的史料不可能都加以记载。即使被记载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有可能佚失的。元代的 文献流失的情况是最严重的，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了一条史料，作为马克·波罗真的到过中国的证据。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八国联军将《永 乐大典》毁坏的更彻底的话，今天谁还可能发现它呢？ 1865年，颇节认为马可·波罗就是1277年4月2日的枢密副使孛罗。这就是的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外学者都受这一论断的影响，将Marco Polo译为孛罗。这些都是文献中颇节的依据所在：1、《元史》卷七 世祖四 至元七年二月丙子 “帝御行宫，观刘炳忠、孛罗、许衡及大常卿徐世隆所起朝仪，大悦，举酒赐之。” 至元十二月申朔 “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动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大夫孛罗兼大司农卿。安童言孛罗以一臣兼领前无此例。有旨：“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比，其今孛罗 总之。”；2、《元史》卷八 世祖五 至元十二年 夏四月 “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3、《元史》卷九 世祖六 至元十四年二月丁亥 “以大司农、御史大史、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慰使，领侍仪司事。” 这一论断的最初提出时确实让人为之鼓舞，可是很快它就被证明为伪证。但从时间上推断，三个文献记载的时间分别是1270年、1275年、1277年，而那 时的马可·波罗正在往中国的路上或者是初来乍到。根本不可能会获得如此的重任。另外笔者在翻阅《元史》时也发现了其他的材料：：1、《元史》卷九 世祖六 至元十三年秋七月甲寅 “赐诸王孛罗印”；2、《元史》卷二零五 延佑三年三月 “置打捕鹰坊民匠总管府，设官六员；断事官八员，延福司、饮 署官各六员，并兼周王常侍府。” 三月壬申 “鹰坊孛罗等扰民于大同，射拘还所奉玺书。禁天下春时田猎。”由此可见，“孛罗”一词在元朝时是很频繁出现的，材料有限，不敢妄加推测，不过依据《元史》 的材料我认为“孛罗”应该是蒙古贵族的一个姓氏。另外关于马克·波罗的争论还有很多很多，但是笔者能力有限，只好等我日后慢慢到来。 马可·波罗（Marco Polo）至少有过7个汉译名，因为能力和条件所限，不可能查找全部原文，现在所列的只是现有资料互相比对的结果。1853年，香港英华学院《西国通商原 委》译为“马歌坡罗”；1874年，映堂居士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译为“博罗玛格”；1913年，魏显、林纾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译为“马哥博罗 ”；1929年，张星烺翻译的《马哥孛罗游记》译为“马哥孛罗”；1936年，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译为“马可波罗”。另外还有“马可孛罗”以及 现在的“马可·波罗”。其中前六个译名都是按照中国人汉族人名的习惯将姓和名合并，这样比较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是这样的译名让读者难以了解“马可波罗 ”那个是姓那个是名。所以我建议除本人意愿或约定俗成作为例外对待以外，还是采用“马可·波罗”的规范译法。 马可·波罗的游记多被译为《环宇记》或者是《马可波罗游记》，但我用的是冯承钧先生的版本，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出版，故称之为《马可波罗行 纪》。 杨志玖：《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四百十八》，站赤：驿站。公文如下：（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 千兀鲁解、阿失必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遣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 旨：勿与之！ 第十七章 尼古剌玛窦马可之求大汗放还本国 “因是阿鲁浑遣派贵人曰兀剌台（Oulatai）、曰阿卜思哈（Apousca）、曰火者（Coja）三人，携带侍从甚盛，往大汗所，请赐故妃卜鲁汗之族 女为阿鲁浑妃。”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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